一、中美稅收制度對比
一國的稅制形式會受到該國的財政集權及分權的程度影響。中美兩國由于不同的經濟制度，如財產權制度、資源配置方式、分配制度等，及政治制度和文化差異，造成兩國稅收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1.稅收體系：美國相對獨立，中國高度集中
美國的分稅制是以保證各級政府行政管理權所需的財力為基礎，以聯邦稅為主導地位的三級分稅稅收體系。由聯邦稅、州稅、地方稅組成。
聯邦稅收由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稅、消費稅、遺產與贈與稅、關稅組成。其中，關稅是聯邦政府獨征的稅種，州和地方政府不能征收。2016年，聯邦稅收占聯邦總收入95.26%，占GDP的16.91%。其中 個人所得稅占聯邦稅收比重最高，為49.58%，其次是社會保險稅35.83%，第三是企業所得稅9.63%。 州政府稅收由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公司收益稅）、房產稅、一般銷售稅和總收入稅、遺產和贈與稅、機動車運營許可稅等組成。主要由所得稅、一般銷售稅和總收入稅組成，2016年9月分別占州政府稅收收入40.19%和32.77%，其中 個人所得稅占州稅收收入36.22%。
地方政府稅收由所得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收益稅）、財產稅（房地產稅、個人財產稅）、牌照稅、食品稅組成。其中， 財產稅是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近年來，平均占比高達75%左右。
聯邦、州、地方稅制相對獨立，且比例相對穩定。聯邦稅收占全國總稅收約為70%，州和地方政府占比40%，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州占60%，地方占40%。
中國的分稅制是以財務管理和使用權為基礎，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和地方共享稅。中央稅多為穩定的稅種，相對來說，地方稅主體稅種不明確，多為稅源小、不易征管的稅種，如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車船稅等。
中央稅由國家稅務局征收管理，收入歸中央政府支配使用的稅種。包括：消費稅、關稅、車輛購置稅、海關代征的增值稅和消費稅，還包括中國鐵路總公司、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營業稅。
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由國家稅務局征收管理，收入歸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享的稅種。包括：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證券交易印花稅。增值稅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企業、個人所得稅，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資源稅按不同的資源品種劃分，海洋石油資源稅歸中央收入，其余歸地方。證券交易稅，中央享97%，地方分享3%。
地方稅由地方稅務局征收管理，收入歸地方政府支配使用的稅種。包括：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城市建設維護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船使用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契稅、耕地占用稅、屠宰稅、筵席稅、牧業稅。另外，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已經停征，農業稅已廢止。 營改增后，營業稅加增值稅總額占稅收比重逐漸下降，2016年占比40.06%，其中增值稅占總稅收31.23%。 第二大稅收為所得稅比重有所上升，2016年占比29.87% ，其中收企業所得稅占總稅收22.13% 。其后是進口貨物消費及增值稅、國內比消費稅，分別占比10.52%、8.85% 。中央、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相對較為穩定，2016年中央占比45.35%，地方占比54.65%。稅收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93.93%下降到2016年的81.70%。 2.稅收法治：美國高度規范，中國尚不健全
稅收的法律制度的建設一般都伴隨著稅制的改革。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稅制改革引起了全球的稅改。總的來說，稅收的法律制度建設盡量采取國際上的通行規則，體現稅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則，依法治稅。
美國主要是以憲法為基礎，以立法機關頒布的國內收入法典等為主干，以稅收法規為補充，形成了聯邦、州、地方三級平行的法律制度，高度法制化、規范化。“無代表，則無課稅”，稅收法定原則是其基本原則，美國主要企業稅種征收均有法律依據。違憲審查原則也是其另一特色，1895年因為個人所得稅違反聯邦憲法從而禁止頒布。
相比之下，中國的稅收法治建設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中國是以憲法為依據，逐步形成各種稅收法律的框架，以中央、地方數量眾多的單行稅收法律、法規、規章組成的多層次稅收法律制度模式。法律只有三四部，大多數是授權立法的法規、條例等，缺乏權威性和穩定性。目前中國還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稅收也是宏觀調控的一個手段，引導資源分配和結構變化。
稅收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內容。多數國家的稅務機關有執法權和部分司法權，即對稅收征收管理和納稅人的民事處罰，刑事處罰由司法機關負責。
在美國，聯邦稅法由國會制定，各級政府有其自己的稅務機關，擁有獨立的立法權、執法權。 獨立性和納稅人有表決權是美國稅法制定的顯著特征。州和地方議會無需聯邦批準，2/3以上公民投票表決后即可執行。這樣導致不同州稅法差異很大，所以不同區域稅法不相容。如2003年有5個州不征銷售稅，且征收的州稅率也是從3%到7%之間不等。
與其相比，中國只有國家，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有稅收立法權，各級稅務局只有執行權。根據相關規定，國家稅務總局可以擬定和執行稅收法律法規和實施細則。省級稅務可以擬定地方規章和實施細則，并依法進行征收管理。全國只有統一的國家稅收法律制度。 目前公民僅有納稅的義務，還沒有稅收法定主義。
可以看出， 美國以直接稅為主體的國家，稅收主要來自個人；中國以間接稅為主體的國家，稅收主要來自企業。美國的第一大稅個人， 所得稅， 中國由于人均水平較低、征收管理水平有限、征稅成本高等 ，占比相對較低。 美國的 另一大稅種社會保險稅，中國今年正在探討。中國的第一大稅收增值稅，美國雖研究多年，但是一直沒有征收。美國的分稅制，相互獨立，高度規范。中國 1994年建立了國家、地方分稅制，但稅權仍高度集中。法制化程度不健全， 存在尋租空間。
3.“ 綜合稅費成本 ” 較高
除了稅收成本之外 ， 企業通常所謂的“高成本”還包括諸如社會保險費用、行政性收費、行政性灰色隱性尋租成本、環保成本等一系列支出在內的“綜合稅費成本”。 社會保險費用支出即通常所說的“五險一金”。以北京地區稅前月薪10000為例，企業需要額外承擔的“五險一金”成本為4410元，而扣除“五險一金”和個人所得稅之后員工拿到手的現金工資僅為7457 元。“五險一金”占到企業總用工成本的46.0%，加上個人所得稅之后占總用工成本的48.25%。 行政性收費指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機構依據國家法律、法規行使其管理職能，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收取的費用。具體又分為管理性收費、懲罰性收費、資源性收費等。
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是大多數轉軌經濟體面臨的一大痼疾。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府部門以及相關事業單位的大量行政性職能短期內并未完全革除，手中仍然掌握著諸如審批、評審、蓋章等權利，滋生著尋租空間。民營企業為了打通這些“關卡”，有時不得不支付一些額外成本。這些成本是“隱性的”，不會體現于統計報表中；同時也是“灰色的”，沒有法律依據，嚴格說來甚至是違法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反腐敗和從嚴治黨的深入，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有所降低，但與此同時又衍生出了一定的“不作為”問題，并未完全解決。
與政府、國企相關的其他運營成本。例如近年來隨著政府對環保越來越重視，環保標準不斷提高，重大節日、會議期間對相關行業實行停限產指令，這些都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另外，電力、電信、鐵路運輸等行業雖然已由政府部門改制為國有企業，但在公眾樸素的觀念中，仍然將這些由國有巨頭占主導地位的行業理解為“國家的”，而與此相關的成本也被理解為廣義稅費成本的一部分。
二、中美宏觀稅負對比
1.宏觀稅負 ： 中國逐年上漲趕上美國
宏觀稅負指一國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稅收總額與同期GDP進行對比來衡量。高稅負國一般指稅收總在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在30%以上的國家，多為經濟發達國家，歐等高福利國家；中等稅負國指比重在20%至30%的國家，一部分在的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低稅負國家指比重在20%以下的國家，有的是因為低稅模式的避稅港，有的是經濟欠發達，稅源小，有的是以非稅收入為主的資源國家，特別是石油輸出國。
由于中國沒有社保稅只有社保費，所以在計算美國宏觀稅負時，分為包括社保稅、沒有包括社保稅的。美國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受經濟形勢影響有所波動，但總體較為平穩，處于25%的水平。扣除社保稅的比重也較為平穩19%左右。中國稅收收入占GDP比重有一增長趨勢，但隨著營改增的順利實施，比重有所回落，目前在17.5%水平左右。
總體來看， 中國和美國 都不是高稅負國家，考慮到一些未計量的稅收，屬于中等稅負國。兩國宏觀稅負相對比，在2009年之前扣除社保稅的美國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一直高于中國宏觀稅負。2007年金融危機，美國經濟下滑，扣除社保稅的美國稅收占GDP比連續下降，從2007年的20.27%下降到2010年的16.51%。導致中國稅負占比超過美國。但是，從長期來看，美國仍會回到其平均水平，中國在營改增完成之后，是回到原來增長的趨勢還是處于平穩狀態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2.廣義宏觀稅負：中國超過OECD國家平均水平
宏觀稅負有不同的衡量口徑。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公布特殊標準”的要求，財政部從2015年開始對外發布廣義政府財政數據。其中， 廣義財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以及社會保險基金收入。IMF《政府財政統計手冊》定義的統計口徑，由于“國有土地出讓行為是一種非生產性資產的交易，結果只是政府土地資產的減少和貨幣資金的增加，并不帶來政府凈資產的變化，不增加政府的權益”，因而不計入廣義政府收入。
2015年，廣義財政收入總額為198480億元，相當于全年GDP的29.33%。換句話說， 廣義財政收入口徑2015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為29.33%。2015年，全國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收入為33657.73億元。如果將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和支出包括在內，2015年“擴大口徑的廣義財政收入”總額為232138萬億，相當于GDP的34.30%。也就是說， 如果考慮進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中國2015年擴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為34.30% 。
作為對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宏觀稅負在2015年34.27%。這意味著，考慮進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中國“宏觀稅負”已經略高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即便是29.33%這一不納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的“宏觀稅負”， 也高于美國、韓國等國家。 3.稅收負擔：中等收入的中國已超美國
稅收負擔率是指負稅人所支付稅款占其全部收入的比率。本文用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取得的稅收收入除以當期國民總收入來衡量這一指標。通過對各國稅收負擔率的對比，可以發現人均收入與稅收負擔率呈正相關，人均收入越高，稅收負擔率越大 ，這可能跟發達國家社會福利水平高有關 。
考慮社保稅下，美國的稅收負擔率在25%左右。中國作為一個中等收入水平國家，在未考慮社保費用的情況下，在稅收負擔率在2015年已達到18.30%，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和未考慮社保稅的美國平均比重接近。 4.非稅收入：中國遠超美國
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兩部分。稅收負擔并不是一國國民和企業的全部負擔。非稅收入和稅收收入在一國財政需求固定的情況下，具有替代性。
美國的非稅收入主體是收費，包括公共設施使用者收費、機場和公園收費、行政性收費等。其他非稅收入包括捐贈、政府所有的企業和公共財產收入。不同于稅收的強制性和無償性，美國的非稅收入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強制性和有償性。一方面，繳納相關的費用后，人們可以得到相應的產品或服務；另一方面，人們可以選擇消費或者不消費或者消費多少。除了法律專門規定外，美國的非稅收入都要納入預算管理。
中國的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由于收費行為較難約束，存在收費主體多元化嚴重現象。有些地區還存在“稅不夠，費來湊”。2016年3月18日，財政部明確非稅收入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并全部上繳國庫，各級財政部門是非稅收入的主管部門。
通過下圖發現， 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占比較低，不足5%，且較為平穩。
2008年金融危機后，比重稍有增長。 相反，中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逐漸上漲，2016年達到18.30%。眾多的行政性收費是中國企業感覺稅負較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美稅收結構對比
1.中國：企業稅和間接稅占主體地位
        中國的稅收結構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側重向企業征稅
以2016年為例，13萬億總稅收收入中，了除了1萬億個人所得稅之外，其余超過90%的稅收都是以企業為征稅對象收上來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等。這意味著：如果要在財政總支出不減少的情況下降低企業稅負，那就個人稅負就需要不可避免地上升；而且企業稅收增速下降1個百分點就需要個人稅收增速上升10個百分點來平衡。考慮對個人加稅在政治上的阻力較大，因而從財政收支總平衡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增加赤字，那么企業總稅負下降的空間極為有限。
        二是以間接稅為主
仍以2016年為例，直接稅所占的比例不到30% ，間接稅占比高達70%。
也就是說，70%的稅收是在流通環節征收的，受到價格杠桿的作用；因而難以避免地具有順周期特性——當經濟處于景氣周期時，價格上行，稅收增加；當經濟處于景氣周期時，價格下行，稅收則會減少。后一種情況在過去幾年的工業品通縮周期中體現地尤為明顯。 2.美國：個人稅和直接稅占主體地位
與中國稅收結構的上述兩個特征相反， 美國聯邦的稅收結構則是以直接稅和個人稅為主體的。首先，個人所得稅占到美國聯邦稅收收入的71%。而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加總則占到聯邦總稅收的87%，間接稅所占的比例很小。
3.提高直接稅比重是財稅改革既定的方向之一
現代稅收體制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調節收入分配。
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體系與這一功能是相違背的 —— 原因在于，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這些針對流通環節征收的稅種本質上是對需求和消費征稅，而收入越高的人 ， 邊際消費傾向和消費率越低，因而間接稅具有“累退 ”的性質，而非“累進”。
隨著財富分布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劇，累退性的稅制結構與調節收入分配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凸顯了。
四、中美企業稅負對比
1.企業總稅率：中國在稅率、增幅和絕對額上遠超美國
企業總稅率指的是。 企業納稅總額與政府收費占企業利潤的比例。在美國企業主要繳納的是企業所得稅，并不存在增值稅和營業稅。并且內、外企業是統一的公司所得稅率，采取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征稅。
        美國采取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主要是以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為主。所得稅率在2008年之前實行內外資雙軌，內資企業33%，外資企業30%；2008年之后并軌且統一下調到25%；增值稅率為17%；營業稅率根據所處不同行業主要為3%和5%兩檔。2011年11月17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正式公布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方案。未來中國企業將全面告別營業稅。
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遠遠高于美國的總稅率。這里的稅費主要來自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用和其他稅種，不包括可以轉嫁的流轉稅，大致可以衡量企業實際所承擔的稅負。 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企業需要繳納的稅種較多，合計比例較大；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 還有一些 其他非稅的收費。2016年，美國企業的總稅率是44% ，考慮到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率，美國企業所需要繳納的行政性收的費大概占到稅前利潤的5% 以上。相比，中國的企業總稅率達到68%，遠高于所得稅率、增值稅率和營業稅率之和。 2.納稅總量：企業繳稅比例遠超美國
在上面文章中我們對宏觀稅負進行了對比，發現中美宏觀稅負較為接近。但是這個稅負包括了很多稅種不是企業支付的。故有必要考察企業繳納的稅收占宏觀變量的比重。
在美國，企業只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這部分主要由聯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進行征收。2013年聯邦政府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占聯邦財政比重為9.86%，2013年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占州和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只有1.55%。 合計的企業所得稅占財政收入比只有5.27% 。
在中國，企業需要繳納很多稅種，其中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占比最高，是主要稅種。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重的這三大稅占財政收入比重50.81%，占比遠遠高于美國的占比。由此可見中國企業負擔之重。這還沒包括其他稅種及行政性費用。         可以看出，從總的稅率、納稅量等角度，中國企業的稅負負擔明顯高于美國。
五、中美微觀稅負對比
本文選舉了三個中美制造業龍頭公司，一家金融企業、消費企業、互聯網企業進行對比實際企業的稅負大小。不過通過查閱這些美國企業年報發現，美國企業主要交納所得稅，其他如財產稅、消費稅等在年報中未公布明確金額。一方面數額占比也相對較小，另一方面消費稅等易轉嫁，并非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負。所以，在研究美國企業時，我們使用所得稅占比分析美國的稅負問題。相應的中國企業用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占比來分析。另外，美國企業數據以當年美元兌人民幣期末匯率進行換算。
1.制造業稅負高于美國
 案例一：格力電器&通用電氣
格力電器2015年凈利潤達到126.24億元，繳納企業所得稅19.46億元、增值稅6.78億元、營業稅0.09億元，還繳納了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個人所得稅、土地使用稅、印花稅及其他，總共稅收32.16億元。 三大稅收占營業收入2.96%，占凈利潤23.60% 。
2015年通用電氣由于資本退出計劃導致其凈利潤為負，所以同時比較了正常經營的2014年通用電氣的數據。2014年有1054億元利潤，繳納所得稅108億元。 所得稅占營業收入1.19% ，占凈利潤11.59%
案例二：福耀玻璃&康寧玻璃
2015年，福耀玻璃利潤達到30.43億元，繳納企業所得稅2.62億元、增值稅0.53億元，還繳納了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個人所得稅、土地所得稅及其他，總共納稅5億元。三大稅占營業收入比3.60%，占凈利潤18.72% 。
2015年,康寧玻璃利潤達到96億元，繳納所得稅10億元。 占營業收入比1.69% ，占凈利潤11.49% 。
案例三：上汽集團&通用汽車
上汽集團2015年，有458.1億元利潤，凈利潤400.74億元。繳納企業所得稅42.1億元、增值稅16.83億元、營業稅2.91元，還繳納了城市維護建設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土地使用稅及其他，合計85.21億元。 三大稅占營業收入1.15%，占凈利潤19.24%。
通用汽車2014年凈利潤達到242億元，繳納所得稅14億元，占營業收入0.15%，占凈利潤5.79%。
可以發現，對于制造業企業整體而言，中國企業的綜合稅率總體高于美國企業。
以銷售收入為基的稅收比顯示，格力電器綜合稅率達2.96%，高于通用電氣的1.19%；福耀玻璃綜合稅率3.60% ，高于康寧公司1.69%；上汽集團綜合稅率1.15%，高于通用汽車0.15%。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稅負總體高于美國制造業企業，企業的稅負與盈利情況息息相關。但是，雖然美國制造業公司的銷售收入較中國公司超出較多，凈利潤率卻低于中國企業，格力電器超出通用電氣2.23%，福耀玻璃超出康寧公司4.51%，上汽集團超出通用汽車3.44%。
以凈利潤為基得到的稅收比顯示，中國制造業稅負仍顯著高于美國。格力電器稅率達23.60%高于通用電氣的11.59% ，福耀玻璃綜合稅率18.72% 高于康寧公司11.49%，上汽集團19.24%高于通用汽車5.79%。由于，相比美國企業，中國制造業企業在內部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都存在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凈利潤產生影響，因此在數據上擴大了稅負差距。
        中國制造業稅負比美國重 2.其他行業企業表現不一
金融行業：工商銀行&花旗集團
2015年，工商銀行有2777.2億元凈利潤。繳納所得稅855.15億元、營業稅93.15元、城市建設稅6.29億元，合計970.21億元。三大稅占營收13.59%，占凈利潤34.15% 。
2015年，花旗集團凈利潤達到4444億元，繳納所得稅483億元，占營業收入10.87%，占凈利潤43.13%。
 消費行業：青島啤酒&百事可樂
 2015年，青島啤酒有276.35 億元凈利潤。繳納所得稅6.63億元、增值稅0.24億元、營業稅0.03億元，還繳納了城市維護建設稅、消費稅及其他，合計7.95億元。三大稅占營收2.50%，占凈利潤42.80% 。
2015年，百事可樂凈利潤達到352.82億元，繳納所得稅125.61億元，占營業收入3.08%，占凈利潤35.60%。
互聯網行業：蘇寧云商&亞馬遜
2015年，蘇寧云商7.58億元凈利潤。繳納所得稅1.31億元、增值稅3.28億元、營業稅0.34億元，還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及其他，合計5.49億元。三大稅占營業收入0.36%，占凈利潤65.04%。
2015年，亞馬遜凈利潤達到39億元，繳納所得稅62億元， 占營業收入0.89%，占凈利潤159%。 不同于制造業，金融、消費、互聯網公司中美稅負表現不一。
中國金融行業的稅收占銷售收入的比美國重，但占凈利潤低于美國。
這主要是因為由于工商銀行在中國市場份額較大且穩定，凈利率39.81%高于花旗的25.20%，所以稅收占凈利潤的比重比美國低。
中國消費行業的稅收占銷售收入的比重顯著低于美國，但占凈利潤高于美國。
青島啤酒因其快銷品的特性，同時在中國的啤酒市場份額中并不處于絕對優勢，“薄利多銷”的比價競爭導致其凈利率顯著低于百威，導致稅收占營業收入比重比美國低。
整體來看，中國互聯網行業稅負比美國小。
互聯網行業對價格非常敏感，稅收影響向價格的傳導很快，進而直接影響企業績效。低稅負有利于互聯網企業的健康發展。互聯網企業的稅收占營業收入比顯著的低于其它行業。在美國，亞馬遜也是同樣，“比價”競爭和薄利多銷的策略導致超低的凈利率，銷售收入很大但凈利潤有限。亞馬遜不同蘇寧，很多銷售并非在美國，導致亞馬遜公司的應交稅費相對較少，但因外國稅率差異、不能減免稅費，稅收占凈利潤比重很高。
綜合這幾個行業比較。
 制造業企業的稅負壓力顯著的低于金融銀行業、快銷業和互聯網企業。這是由于制造業企業在設備、材料和不動產等方面投入比重較大，增值空間有限。且很多制造業企業屬于高科技企業，有較多的稅收優惠。同時表明，中國企業在內部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存在問題，在管理方式等方面需借鑒先進經驗。
 六、中美稅負對比及啟示
1.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是企業稅負重的主要原因
從宏觀稅負來看，中國的稅負在逐年增長，目前和美國稅負較為接近。
但是從具體企業來看，可以發現 中國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美國。這主要是和中美稅收結構相關。中國稅收的征收對象以企業為主，美國稅收的征收對象以個人為主。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的營業稅+增值稅+所得稅占財政收入比重50.81%，而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占財政收入比只有5.27%。
現在中國的營改增已經全面鋪開，主要目的是為了減稅。
但是具體到行業來說，存在一定的分化。特別是建筑業，由于很多薪酬發放采用現金支付，沒法進行抵扣。對于制造業，本來很多制造業在稅改之前不需繳納營業稅，稅改之后反而需要繳納增值稅。并且有些生產環節很難實現全額抵稅，增值稅也不能完全轉移出去。相反，由于文化創意公司在采購環節負擔的增值稅可以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做進項抵扣，減稅效應明顯。
兩稅并重，統一稅法。
之前中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而經濟發展需要巨大的資金需求，且稅收征管水平不高，決定了中國實行以流轉稅為主的復合稅制。
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貧富差距擴大，可以逐漸提高所得稅的地位，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由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轉為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的稅制結構。針對企業所得稅，應該本著公平、效率、簡便的原則，統一企業所得稅法、稅基、稅率、征管程序等。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將“逐步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明確作為稅制改革目標之一。
2.費用過多過雜造成企業壓力大
中國企業費用過多過雜，且由于稅法程度不高導致這一現象更加嚴重，致使企業直觀感覺很是痛苦。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的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18.3% ，遠高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的占比4.79% 。
國家應該法律規范相關的收費項目。對于確實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通過法律法規加以規范。對于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可以“費改稅”，比如社會保障費。對于重復收費項目、完全憑借部門行政管理權的收費項目應取消。
3.稅收沒有明確“用之于民”，行政管理成本過高，社會保障水平偏低
無論納稅多么正當合理，怎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對企業來說也是對交稅的一個正面反饋。
雖然近年中國一直在追求“錢從哪里來，用在哪里去”的透明度，但和美國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
根據財政部數據，中國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支出比重在2006年達到13.95%。中國不僅稅負高，而且大量的稅費收入用于供養龐大的機關事業群體，用于社會大眾的福利保障較少，中國社會保障水平偏低。
取之于民也是為了用之于民。
在一份“2011年全球214個大型城市的生活成本調查報告”里，中國的北京和上海排名20和21，而美國紐約卻排在32位。財稅的科學化精細化的管理，提高管理績效，增加透明度、法制化，對稅收的“用之于民”是很有必要的。
4.盡快向直接稅轉型，推進綜合所得稅改革
最近美國的減稅政策對中國的企業來說又是一大外部壓力，中國可以通過加強個稅管理釋放空間來減少企業壓力。
目前全球大概有80%左右的國家對個人所得稅采用綜合所得稅制模式，只有15%左右的國家使用分類所得稅模式，其他采用混合所得稅模式。
中國采取的是分類所得稅制，即納稅人在一段時間的所得，根據來源進行分類設定不同稅率。
 美國采用的是綜合所得稅制，即去除免除額后，對納稅人的各種收入剩余的應納稅所得進行綜合征收。
分類所得稅制方便貫徹政策方針，但是無法貫徹稅負公平原則，容易逃稅漏稅，綜合所得稅制可以量能課稅、公平稅負，但是對納稅人的納稅意識提出更高要求。
鑒于中國的征管水平與制度建設，最好的改革方向是分類綜合所得稅制，適合經濟轉型國家。
在中國，最不容易逃稅漏稅的是工資薪金，但一般來說中低收入群體幾乎90%的收入由工資構成
很多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很多其他來源或隱性收入，而這部分渠道收入由于個人所得稅法沒有具體的操控和規定，繳納相關稅款很少。
這樣非常不利于收入分配。 中國應完善個稅制度，對中低收入群體抵扣，對富人群體的非法避稅要規范，防止淪為逆向調節的工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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