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科技中國》
作者：由雷 尹志欣 朱姝 王宏廣
中美差距究竟有多大?
差距主要在哪?
中國能否趕上美國?
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國內外廣泛討論的科學問題。
目前對中美差距的判斷大致有三種完全不同的觀點：
一類是樂觀派，認為中國綜合國力將要超越美國，或者已經超越美國;一些學者或機構還拋出多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威脅美國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
第二類是悲觀派，主要觀點是“中國崩潰論”，一方面承認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另一方面否認中國經濟體制機制、否定中國文化與社會制度。
第三類是客觀派，認為中美差距的本質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作者們從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醫療、國防等6個方面，運用了40項指標對中美差距進行了定量分析，其中，美國處于領先的指標有28個，即約70%的指標領先于我國。我國只有部分指標具有相對優勢，我國領先的主要是數量指標。
01
中美綜合國力差距的本質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我國綜合國力許多指標遠遠落后于美國，但在很多領域也進步迅速，令美國倍感壓力。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綜合國力之間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有些差距中短期內是難以超越的。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科技、教育、文化、軍事、經濟、國防實力等六個方面已經全面超越美國是缺乏數字支撐的，容易誤導公眾。還有一些觀點認為中國永遠無法超越美國，甚至認為100年也無法超越美國更是缺乏科學依據與數據支撐。
1. 人口：我國是美國的4.3倍
根據國家統計局、美國經濟局的數據，2017年我國總人口為13.9億，美國為3.2億，中國國土面積、人口數量分別為美國的1.05倍和4.3倍，美國城市化率比我國高24.5%，失業率比我國高0.3%，男女比例相差8.2個百分點，老齡化率比中國高2.6%。
2. 人均耕地：美國是我國的7倍
2016年美國可耕地面積為19745萬公頃，占世界耕地總面積(150151萬公頃)的13.15%，是世界上耕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人均耕地面積為0.7公頃。《2017中國土地礦產海洋資源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6年末，我國耕地面積為13492.1萬公頃(20.24億畝)，人均0.1公頃，美國人均耕地面積是我國的7倍。
3. 建交國家：美國比我國多19個
2017年世界上除朝鮮、伊朗、不丹、蘇丹和索馬里等5個國家外，其他國家均與美國建交，而與我國建交的國家有171個，與美國建交的國家比中國多19個。
4. 人均收入：美國是我國的15倍
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974元，實際增長7.3%，其中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實際增長6.5%和7.3%，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連續8年快于城鎮居民。美國人均收入約為5.7萬美元，折合為38.2萬元，美國人均收入是中國的15倍。
5. 人均最終消費支出：美國是我國的15倍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按照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1990年以來，美國的人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從23100.4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35525.7美元，增長了0.5倍;而同期中國人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從205.8美元上升至2401.7美元，增長了10.7倍，但是僅為美國的6.8%。
6. 居民儲蓄率：我國是美國的2.5倍
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居民儲蓄率始終保持世界前列，但自2010年以來，我國居民儲蓄率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16%下降到2017年的7.7%，而美國商務部公布2017年其居民儲蓄率約為3.1%，可見我國居民儲蓄率是美國的2.5倍。
7. 人均住房：美國是我國的2.2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40.8平方米，而美國人均住房面積為90.2平方米。
8. 人均預期壽命：美國比我國多2.5歲
自1981年以來，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和保障措施的完善，我國平均預期壽命已經增長了8.6歲。2017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6.5歲，同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9歲，美國人均預期壽命比中國多2.5歲。
9. 人均醫療支出：美國是我國的22倍
從世界銀行數據來看，我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遠低于美國，2016年為425.6美元，而同期美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達到9535.9美元，是我國的22倍。造成中美醫療支出巨大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商業醫療保險業比較發達，而我國商業醫療保險業尚處于起步階段。
10. 恩格爾系數：我國是美國的3.5倍
《2017年中國居民消費發展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9%，首次處在低于30%的水平。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公布，2016年美國恩格爾系數為8.3%，中國約是美國的3.5倍。
11. 人均能耗：美國是我國的3.3倍
根據世界能源統計年鑒的數據，2015年美國一次能源消費量達到2275.9百萬噸油當量，我國為3005.9百萬噸油當量，美國人均能源消耗為7248.1石油當量，我國是2178.2石油當量，人均能源消耗美國是我國的3.3倍。
12. 博物館和圖書館：美國是我國的5.4倍
資料顯示，美國現有16700座博物館，公共圖書館數量達到16968座，平均不到1.8萬人就有一座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我國的博物館和圖書館約為6200座，美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數是中國的5.4倍。
13. 軍費開支：美國是我國的4倍
2017年中國軍費開支為1505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國為6208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是中國的4.12倍。
02
我國經濟總量有望超越美國，但人均量僅居世界70位
我國GDP總量已居世界第2位，但是2017年美國人均GDP仍是中國的6.8倍。若我國GDP增速以6.9%的速度保持持續增長，經濟總量將在12年左右，即2029年超越美國。我國人均GDP于1995年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快速提高，曾經排名負增長為常態，2008—2017年，我國人均GDP從世界第111名提高到第70名。而人均GDP是真正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發達的重要指標，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要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仍需一段時間。
14. GDP總量：我國是美國的63%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美國GDP為19.39萬億美元，我國GDP為12.25萬億美元，我國GDP是美國的63.2%。
15. GDP增速：我國是美國的3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GDP比上年增長6.9%，同年，美國GDP增速為2.3%，我國是美國的3倍。
16. 勞動生產率：美國約是我國的12倍
世界勞工組織統計數據顯示，21世紀以來，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從2000年的2023美元躍升至8253美元，而美國的勞動增長率2000年就已達到81316美元，2017年已突破10萬元大關，為101101美元，美國勞動生產率約為我國的12倍。
17. 三產占比：中美相差30個百分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我國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8%、40%、52%，按照美國國家經濟局數據，美國三次產業占GDP比為1%、17%、82%。
18. 人均GDP：美國是我國的 6.8倍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年我國人均GDP為8836美元，美國人均GDP為60014.9美元，美國人均GDP為我國的6.8倍，我國人均GDP在世界排名中僅列第70位。
19. 國債：美國聯邦政府債務是我國的4倍
據統計，到2018年3月為止，美國的債務總額已達20萬億美元，占全球債務總額的31.8%。其中，美國的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107.1%，我國政府債務排名第三，總額為4.97萬億美元。
20. 一產增加值：我國是美國的5.4倍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第一產業增加值63671億元，比上年增長了3.3%，占GDP比重為8.6%。按照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美國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776億美元，占GDP的0.95%。
21. 二產增加值：我國是美國的1.4倍
按照國家統計局、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16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為44884.2億美元，是美國32361億美元的1.4倍，比2012年提高了0.3倍。
22. 三產增加值：我國僅為美國的38%
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為58215.3億美元，美國是152108億美元，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是美國的38%。
23. 新興產業：美國技術強、我國規模大
中美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中近半數相近，例如生物醫藥、信息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產業等4個產業均是中美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
24. 國際貿易：我國對美國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對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而美國商務部公布2017年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為3752億美元，雙方數據相差994億美元。按中方公布的數據計算，貿易逆差被夸大了36%。而根據中美聯合統計組的測算，美方統計的對華貿易逆差每年都明顯被高估20%，實際上只有2600多億美元。若考慮美國對中國600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順差，以及3000億美元美國公司中國分公司的在華銷售額等，中美貿易實際基本平衡。致使中美貿易不平衡也是美國產業轉移政策造成的。
25. 世界500強企業：美國比我國多6家
2018《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數據顯示，我國上榜公司數量連續第11年增長，達到了120家，美國共126家企業上榜，美國企業比我國多6家。
26. 營商環境：美國排名領先我國70位
世界銀行公布的《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我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第78名，美國排名第8名。
27. 全球經濟增量貢獻率：我國是美國的2倍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我國經濟增量對全球經濟增量的貢獻率已從2014年的27.8%增長到2016年的30%以上，居世界首位，而美國僅為15.3%，我國的貢獻率約是美國的2倍。
03
中美科技競爭數量指標接近、質量指標差距明顯
在國內外5類科技創新能力排名中，我國均落后于美國，并且差距十分明顯，短期內不會超過美國。近些年來，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量和科技人才存量快速增長，2016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是美國的3.2倍，所以，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將我國的創新發展視為威脅，制定了多種阻礙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的政策，例如美國于2017年對我國發起“301調查”，并宣稱將對從我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征收關稅，并限制我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這些政策將會阻礙許多常規領域的貿易和投資。
28. 論文:我國說美國多、美國說我國多
《中國科技統計數據2017》顯示，2016年我國國內科技論文49.4萬篇，國際科技論文(SCI)32.4萬篇、工程索引論文(EI)22.6萬篇、國際會議錄引文索引(CPCI-S)8.6萬篇。由于統計口徑不一致，據《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數據，2016年我國學者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為42.6萬篇，比我國統計的SCI論文數量高出近10.2萬篇，而美國人同期發表的學術論文為40.9萬篇。
29. PCT專利：美國是我國的1.2倍
WIPO統計數據顯示，我國PCT專利申請保持較快速度增長。雖然我國專利申請量與授權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國際專利申請數量明顯不足。我國PCT專利申請量從2012年的1.8萬多件增加到2017年的4.8萬多件，年均增速21.3%。截至2017年5月，美國的PCT專利申請量全球占比為24.62%，中國為20.27%。
30. 諾貝爾獎得主：美國比我國多343人
截至2017年，全球諾貝爾獎獲得者共861人，其中美國為345人，我國大陸僅2人，數量僅為美國的0.58%。
31. R&D經費：美國是我國的2.2倍
根據國家統計局、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16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為2285.5億美元，美國全社會研發投入為5062.6億美元，我國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但美國全社會研發投入是我國的2.2倍。
32. 研發重點：美國重生物、我國重信息
2005至2014年，美國衛生部的研發經費占聯邦民用研發經費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0%以上，另從美國發布《國家創新報告》《先進制造業國家計劃》《生物經濟藍圖》《可信網絡空間》等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報告分析，美國研發經費重點是健康、科學和太空等領域。2016年，美國生物與醫學論文占自然科學論文的比重為61.6%，居全球第4位，而我國該數據為39.2%，居全球第37位。可見，美國科技發展方向重生物，中國重信息。
33. 創新指數：美國比我國高16位
全球五大評估機構(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瑞士洛桑學院、世界經濟論壇、彭博社)對我國科技創新指數評價在13～27位之間，美國科技創新能力的排位則在前4位，我國創新指數比美國相差9～23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公布2017年我國的國家創新能力排名為第17位，美國排名第1位，中美相差16位。
34. 高科技產品出口：我國是美國的3.2倍
2016年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4960億美元，美國為1530億美元，我國是美國的3.2倍，高技術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我國為25%，美國為20%。中美高科技產品出口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產業轉移政策造成的，美國注重設計研發與銷售，而把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及其他國家。此外，從2016年中國對美國出口企業百強榜可以看出，中國的出口結構比例為外資企業占70%，大陸企業僅占30%。
35. 知識產權進口：美國是我國的1.7倍
2017年知識產權進口費用排名中，我國僅次于美國排名第4位，愛爾蘭排名第1。我國知識產權進口費用為286.6億美元，美國為483.5億美元，其中，我國知識產權進口費用中，72.6%是來自于制造業，而其中很大比重又是來自于通信行業。
04
中美教育競爭力差距巨大、短期難以趕上
美國頂尖科學家數量是我國的近9倍，在人才方面，我國短期內難以超越美國。首先兩國的人才培養理念和方式有較大不同，我國教育方式具有傳統、崇尚權威的特點，而美國的鼓勵式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其次，在人才經費方面，美國人均教育經費是我國的8倍，提高教育經費也是未來我國提高人才水平的重要措施。
36. 全球百強大學：美國是我國的8倍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發布了第14屆年度世界大學排名，從全球范圍來看，美國共41所大學進入前100強，而我國僅有5所。分別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37. 人均教育經費：美國是我國的8倍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教育經費支出為36129.2億元，人口約13.75億，以此為基數計得我國政府人均教育支出2627.5元，按2015年平均匯率6.2元兌1美元計，折合約423.8美元，而同年美國人均教育經費約為3200美元，美國人均教育經費是中國的8倍。
38. 頂尖科學家：美國是我國的8.7倍
根據湯森路透公布的數據，2017年全球高被引人才共3532人次，其中美國1643人次，中國(含港澳臺)為268人次，我國大陸地區189人次，美國頂尖人才數量是我國的6.1倍，是大陸地區的8.7倍。
39. 接受留學生：美國是我國的5.2倍
《2017年門戶開放報告》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是最受留學生青睞的國家，2017年全球留學生總數為460萬人，赴美留學人數超110萬，預計24%的國際留學生把美國選為留學目的國。而在華學歷人數僅為21萬人。
40. 高校入學率：美國是我國的2倍
教育部發布的《2016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42.7%，比2012年增長12.7%。2015年，美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為87%，是我國2倍。
延伸閱讀：中美科技實力對比：體制視角
來源：澤平宏觀
作者：恒大研究院任澤平 連一席 謝嘉琪
美國科技體制
美國之所以能不斷孕育偉大發明和偉大公司，科技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美國立國之初，對科技與創新的鼓勵就融入了美利堅的基因。1787年《美國憲法》規定：“通過保障作者和發明者對他們的作品和發現在一定時間內的專有權利，來促進科學和有用藝術的進步。”
1945年，時任國家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的萬尼瓦爾·布什向杜魯門總統提交了著名報告《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系統闡述了科學的重要性和科技管理的理念，并總結出三條歷史經驗：1）基礎研究是為實現國家特定目標而進行應用研究和發展研究的基礎，最適宜開展基礎研究的是大學體制；2）政府可以通過與工業界和大學簽訂研究合同和提供資助的制度來支持科技；3）政府吸收科學家作為顧問和在政府中設置科學咨詢機構，有助于總統和政府作出更準確有效的科技決策。在布什報告的基礎上，承擔政府對基礎研究資助職責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得以建立，美國現代科技體制開始逐漸形成。
經過近80年的迭代與完善，美國已經形成一套與政治體制相匹配的多元分散的科技體系。站在聯邦角度，多元分散最直接的體現在于科學政策制定的責任由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共同承擔。
其中政府負責制定科技預算、推進相關政策、協調科技工作；國會負責審批科技預算、人員機構的任命與設置，監管和評估相關的聯邦部門和機構工作，并通過立法決定各項科技政策的框架。
行政層面，形成了“決策-執行-研究”三層架構，各層級主體眾多但分工明確。美國總統享有國家科技活動的最高決策權和領導權，總統行政辦公室下設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CAST）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
執行層面，不同于大部分國家通過一個中央政府部門或科技部集中支持科學，多元化的科學資助體系是美國科技體制最大的特點。
眾多聯邦部門和獨立機構共同承擔資助科學研究、指導科技政策的責任，其中與科技關系最密切的聯邦部門包括國防部、衛生與公共福利部、NASA、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農業部六大部門。不同聯邦部門與獨立機構對應不同的使命，例如NASA主要支持空間探索、DOD研究增強國家安全、NSF則支持更廣泛的基礎研究。但在某些交叉學科與前沿科研領域的資助上，多元化的體系會帶來重復工作，某些項目可能面臨多頭管理。美國的立法者認為，不同機構出于不同的使命，看待科學問題的視角也會略有不同，這樣把資助研究作為實現更廣泛使命的一個要素，這種資助體系更有生命力，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溢出效應”。因此這套多元化的科學資助體系得以沿襲至今。
研究層面，聯邦研究機構、大學、企業和非盈利科研機構四類主體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協作。
聯邦研究機構由政府直接管理或采取合同方式管理，主要從事重要技術的應用研究與部分基礎研究，如隸屬于能源部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曾對負責原子彈研制的曼哈頓計劃作出了重要貢獻；大學以基礎研究為主，美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水平最高的研究型大學，同時給予研究人員極大的自由度，包括鼓勵科研人員創業、促進科研成果轉化；企業側重于試驗發展，大多以工業研究實驗室為載體開發新技術與新產品，最知名的如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了晶體管并開創了信息時代；其他非盈利機構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或私人研究機構，主要從事基礎研究與政策研究，對前三類主體形成補充。
立法層面，國會最重要的職能在于監督和立法。
監督方面，國會有兩類重要的職能機構，一類是國會的“百科全書”，包括國會研究服務部（CRS）負責為國會提供廣泛的政策和議題分析，以及一些專門委員會如眾議院下設的科學、空間和技術委員會；另一類是國會的“偵探機構”，如審計總署（GAO），負責調查和評估現有的政府政策及計劃項目、確保經費被高效正確地使用。
立法方面，美國非常注重科技成果的轉化與對創新創業的鼓勵支持，國會通過立法對從事科研工作的中小企業進行稅收優惠、界定研究成果與發明專利的歸屬權，例如1980年制定的《專利與商標法修正案》（又稱《拜赫-杜爾法案》），為聯邦所資助的研究而產生的商業化創新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允許大學和其他非盈利組織獲得這些發明的專利，并可以與公司合作、將他們推向市場。這個法案被普遍認為提高了美國大學與工業界之間的技術轉移水平。
中國科技體制
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講話中全面闡述了科學技術的重要性，鮮明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標志著中國科技體制的重大轉折，“科學的春天”正式到來。
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指引下，2015年我國開始科技體制改革，重點解決資源碎片化和戰略目標不夠聚焦等問題。
改革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對科技計劃體制的改革。
改革前，40多個政府部門管理著90多個資助項目，存在著重復、分散、封閉的特點；改革后，中央深改組領導、科技部牽頭，財政部、發改委、工信部、教育部等部門參與形成科技計劃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并將資助項目合并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等5大類科技計劃，由不同部門代表組成的部際會議來共同討論決定資助項目的優先級和資金分配。改革前，政府部門既有權分配研究資金，也負責項目管理、資金用途監督與評估；改革后，政府部門不再介入研究項目的管理工作，這部分工作將外包給專業的獨立機構，機構之間通過競爭來獲得政府部門的服務合同。
另一方面，頂層設計與立法工作進一步加強。
近年來，國家陸續發布《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等系列政策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戰略目標與實施方案。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降低了大學所有的知識產權轉讓及銷售過程中的法律風險，為促進技術轉移與轉化、鼓勵研發人員創業創新創造了制度環境。
與美國科技體制相比，中國科技體制主要有四點不同：
1）中國科技體制下權力高度集中，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政策、目標與戰略；美國科技體制權力更為分散，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均負有責任，甚至司法部門也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對科技領域造成影響。這是由中美政治體制差異決定的。
2）美國的聯邦資助體系更加多元分散，中國在科技體制改革后通過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對項目進行集中資助。美國目前處于全球科技探索的前沿，更需要對科研項目與方向給予更多自由度，雖然可能造成重復浪費，但美國的立法者更注重研究的“溢出效應”，而且這套體系在歷史上也確實取得了許多成功的案例，如促成了互聯網、GPS的發明。中國目前仍處于加速追趕的階段，集中資源和力量對特定領域進行攻關更有效率，也更符合當下國情。
3）美國非常重視立法工作和對專利的保護，中國近年來也意識到制度環境的重要性，但相關法律制度、專利制度仍需長時間的迭代和完善。美國對科學和創新的鼓勵在立國之初就被寫入憲法，1980年的《拜杜法案》允許大學和其他非盈利組織獲得政府資助項目的發明專利，對科研成果的轉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拉里·佩奇在斯坦福大學就讀期間曾經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數字圖書館計劃（DLI）的資助并開發了PageRank算法，最終憑借這一算法創立了谷歌。而國內前幾年的“褚健案”，作為浙大副校長的褚健創立了國內自動化領域的領軍企業中控科技，卻因涉嫌“貪污、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在學習如何建立更合理、更完善的法律與專利制度方面，我國任重道遠。
4）相比中國科技體制，美國科技體制更注重預算、項目競爭和評估。行政部門設有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項目管理方面大多采用有組織的和競爭性的同行評議程序來授予研究經費，即基于申請書的價值（merit）授予資金，由相關領域的專家評估決定，以確保質量最高、最有前景的研究得到聯邦支持。在立法部門，審計總署還會對聯邦部門的政策和項目進行評估與監督，確保資金使用的高效、正確。相比來說，中國目前在預算分配時主要依靠中央機構的集中決策，部委之間、項目之間的競爭性不足；對科研項目的評估則主要依賴科技部下屬的國家科技評估中心，主體相對單一。
總結和建議
總體來看，當前全球科技實力版圖中美國仍牢牢占據榜首，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科技實力大大增強，
在研發投入、科技領域研究人員數量、論文發表數量、專利授權量、新經濟活躍程度等方面，中國已經超越日本、德國，目前處于世界第一或僅次于美國。
但在科技活動的投入與產出質量上，研發強度、千人勞動人中研究人員占比、高引用率論文、專利授權率等方面，中國離發達國家差距較大，距離科技“強”國任重道遠。
在以信息技術與航空航天技術為代表的尖端技術領域，我國也確實在某些領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實現了從無到有，甚至在行業標準制定上也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例如華為海思近年來在集成電路設計領域進入全球前十，在5G標準的制定上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但是必須意識到，我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突破范圍仍然具有局限性，大多還在“點”突破的范疇而沒有形成全面的攻勢，核心半導體設備、材料、制造工藝仍與國際先進水平有著巨大差距。
主要原因在于核心技術需要長時間的研發、嘗試與積累，需要十年如一日的科學精神與工匠精神，絕非一朝一夕、亦無捷徑可走。
而我國的工業基礎仍然薄弱，在研發方面的投入相比美國遠遠不足，缺少高端人才，這些因素都對核心技術的研發積累形成了肘制。
在科技體制方面，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套行政與立法部門共同承擔科技政策制定責任、聯邦部門以使命為導向進行分散的項目資助、多元化的科研主體通過競爭申請項目、產學研一體化生態的科技體系，尤其注重培養鼓勵創業創新、科研項目轉化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環境。
相比來說，中國科技體制下權力更加集中，在執行方面更有效率，但在立法、專利制度、預算分配、項目管理評估、產學研合作等方面的工作都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建議：
1、加大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力度，進一步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與制度環境。中國目前的科技體制權力更加集中，在政策制定方面應充分咨詢科技界相關人士，形成良性互動。在經費分配和科研項目管理方面可以借鑒美國的“同行評價”模式，加強對項目的內部競爭、事前篩選和事后評估，確保經費得到高效利用。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注重對專利的保護、對中小初創企業給予稅收優惠等政策支持。
2、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產學研協作體系，促進科研成果轉化。集中優勢資源打造一批國際一流的大學，加強師資的引進與建設，同時豐富對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除了科研論文的發表也應適當參考技術轉化的實際成果。學習斯坦福大學技術授權辦公室的成功模式，完善對內對外的技術轉化服務體系，并鼓勵大學與企業開展多層次的合作模式，給予大學教職人員在創業、兼職、咨詢方面更大的自主權，給學生創造更好的學習、創業和交流環境，形成良好的創新氛圍。
3、運用合理的產業政策和政府采購，加大對關鍵技術的重視和投入。美國20世紀60年代在半導體產業發展初期，政府采購集成電路的產品數量一度占到企業全部產量的37%-44%，這對創新企業、中小企業帶來巨大的幫助。在80年代后期半導體產業面臨日本挑戰時，美國由國防科學委員會和美國半導體協會共同牽頭建立半導體制造技術科研聯合體，由聯邦政府提供聯合體一半的經費，研究成果由政府和企業共享，最終奪回半導體企業世界第一的位置。對于中國來說，應該靈活運用多種產業政策，如設立產業基金、加強政府采購等形式，對關鍵技術領域尤其是中小創新企業加大研發投入與扶持。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意見，并不代表本平臺立場。文中的論述和觀點，敬請讀者注意判斷。
本文章只做分享學習交流用，不涉及任何商業用途，圖文版權屬于原作者所有
官方微信
